科举制度，起于隋唐，兴于两宋。到了明朝后期，已经形成一整套的固有程序。

座师制度，是明代的产物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会试主考官和进士之间的终生纽带。因此明朝的礼部尚书如果能在任内主持一次会试，就会积累足够的学生，为以后的进入内阁打下人脉基础。

大明著名的权相，如严嵩，徐阶，张居正等，都因为主持过会试，而在朝中拥有很大的关系网。

也有许多礼部尚书任职过短，恰好没有会试。只要朝中政局稳定，礼部尚书多数可以主持一次会试。因此礼部尚书被视为必然的内阁大学士未来人选。

而于此对应，则是翰林院的庶吉士。这个职位只有殿试优秀者才能入选。在大明后期，已经形成了非进士（前两甲优秀者）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。

所以大明帝国上下，都非常关心会试的举行。会试名额与进士名额基本等同，如果没有大的意外，不会剥夺会试上榜者的进士资格。殿试的更多用意，是以策论重新划分进士的排名。从此三甲进士就成了同进士。在官场中与二甲进士及第形成很大的差距。

前段时间崇祯对六部尚书选拔规则的改变，其实就是对这种已经变为清谈务虚风格的六部，逐步引入务实的风格。

魏云中，袁崇焕，代表了地方督抚，有多年地方从政资历，类似的各地巡抚，多是三甲进士出身。如果不对内阁任职资格做出缓慢调整，这些人的官场终点，就是六部尚书。

而周延儒，温体仁代表的，就是大明庶吉士群体。被人们视为储相。

在这样的翰林院强化权力之中，六部高官（含左右侍郎）多数已经不通晓地方实务，从而使平生袖手谈心性成为一种潮流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党争的激烈局势。

三年一次的会试，为出任主考官的礼部尚书，带来的是大量学生和党争中的冲锋陷阵者。而近年来稳定的朝局，依赖的是崇祯的半数官员在大朝会上弹劾内阁大学士，才会免去大学士。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内阁大学士被弹劾下台的机会。

任何一个制度，在最初都是利大于弊。但在时间的冲刷之下，人们的趋利避害，会让原有的制度逐渐变得僵化，或不再适应变化的局势。这一切，仍然来自人性的贪婪。

大明的党争，起初只是政见之争。后来就逐渐演变成官场继承人之争。最终因为连续两个少年天子继位（天启和崇祯），使朝局陷入了混乱。党争成了你死我活的局面。

从二月初九，会试开始，一直到三月十六殿试结束，进士排名定榜，整个大明三年一次的殿试三甲才会成为焦点。

南京城关注会试的同时，北京城的京津铁路已经到了最后的试验调试阶段。作为全世界第一条铁路，在正式通车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二月十八，距离最后的通车还有十多天。三月初三，诸事大吉。京津铁路将进行通车典礼。宋应星需要对铁路的各种运营制度做出规定。此前试验用的货车车厢有点太小。类似的事情很多。

在京城城墙外的火车站，宋应星召集了皇家研究院负责铁路修建的主管。宋应星逐步分析了前期试验中存在的各种问题。

宋应星在试验中，多次乘坐机车或车厢，和其他工匠一起，发现了很多小问题。如列车的车厢，最后加长车厢长度，增大车厢体积，减少车厢数量。最终每列机车只拖动四节三丈长的车厢。

宋应星规定，火车从日出之后的整点时辰，从京城和天津相互发车，由于是单线行驶，对车站内会车，行驶速度都做出了规定。

需要制造新的车厢，同时还要给各个火车站安排工作人员。整个京津铁路显得很忙碌。不时有机车拖动着车厢，在铁路驶过。

此前龙华民**的蒸汽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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